唐朝學者樊綽于864年在其所著《蠻書》中說：“茶出銀生城界諸山，散收無采造法，蒙舍蠻夷椒、姜、桂和烹而飲之。”是普洱茶也是云南茶見諸于史籍的最早最可靠記載，“銀生”即現(xiàn)在的景東，是南詔國“銀生”節(jié)度府所在地。
這段文字講了三層意思：
一是講茶出自 “銀生城界諸山”，即景東城附近一定范圍的各山，應該是景東城西邊的無量山、東邊的哀牢山各地。南宋李石《繼博物志》“茶出銀生諸山”，卻沒有“城界”二字，這“諸山”二字，應是銀生轄區(qū)的所有山區(qū)，既今天思茅、西雙版納各地。很多作者把唐朝樊綽的“茶出銀生城界諸山”與南宋李石的“茶出銀生諸山”混為一談，這是錯誤的。
二是當時的茶葉生產粗放、均為散茶；
三是烹茶技術獨特，吃茶考究。直至元朝，隨著當時中央政府在云南推行改土歸流政策，團茶加工方法逐步傳到普洱茶區(qū)。
至元末明初，中原茶文化在明太祖的詣意下形成了團改散的巨大變革，而普洱茶的生產加工因其消費群體為邊疆少數(shù)民族和長距離運輸?shù)男枰彀l(fā)展。到了明代，普洱茶因在今普洱縣城集散而得名，制作工藝為“蒸而因之”，清代，普洱名聲大震，成了京師爭購品飲的名茶，成了云南人進獻皇帝的貢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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